三是着力在东盟、一带一路沿线等周边区域培育针对人民币的真实、粘性需求。
比较中美，可以看出我国债务市场的市场化程度仍需提高。因此，下一步，中国金融机构改革和发展的方向，就是对标上述几个问题，同时，我们还要高度关注已经在我们周边发生了二十余年且愈演愈烈的超低利率、甚至是负利率的发展。
这一结构差异告诉我们，美国股市是一个代表经济最新发展方向的股市，是一个能够引领经济现代化发展的股市，是一个向前看的股市。资料显示，2012～2015年，我国理财市场曾有过长足的发展，就是在那些年里，我国的间接融资占比曾由80%左右降至60%左右。鉴此，今后中国金融改革的任务之一，就是要改变债券市场中从银行中来，又回到银行中去的资金流动格局，形成从银行和非金融部门中来，到金融市场上去的新格局。这种股权结构的状况，决定了中国股市的行政化特征。这里提供一份分析图来刻画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这是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刚刚公布的数字。
目前，我国不仅拥有了基本完备的金融体系，而且，金融部门的资产总量已在世界上名列前茅。二是推进业务转型，逐渐减少对息差的依赖，为一定会到来的低利率时代做准备。这两年中央银行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与商务部、发改委、财政部、国资委等相关部委商量合作，想办法推动这种大规模成建制的对外产业转移更多使用人民币来实现。
央行是可以有所作为的，美联储就是这么做的。四、关于货币政策框架转型 相应地，在货币政策框架转型上，我们也可以有更清醒的认识和更明确的目标。即使美国真是在下一盘很大的棋，但可能也是一招险棋，要冒很大的风险，可能会产生很严重的后果。所以，人民币国际化条件下，人民币外汇市场究竟在哪里？我想，它最终将不在上海外汇交易中心，不在境内诸多的小币种跟人民币的挂牌市场，而主要是在境外，在我们周边国家，在所有跟中国有密切投资贸易往来、愿意持有人民币头寸和资产的国家及其金融中心、金融市场。
我想，这恐怕是核心要义，也是这个框架有公信力的关键所在。在这个问题上，一些地方政府非常开明，也很包容，20年、25年前，他们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时候强调不求所有，但求所在，只要在本地投资、生产，产生GDP，创造就业，形成税收，不管企业是谁的、从哪里来，他们都欢迎。
总体而言，日元升值成本主要是由日本自己承担，而马克升值的成本，则是由德国带着其欧共体产业链上所有国家一起来承担。可见，两者是有本质差异的。最典型的是2016、2017年，当央行为汇率目标所牵制的时候，货币政策往往在独立性和跨境资本自由流动之间左右摇摆。另一方面，对于国际货币，不管其发行流通使用到世界任何一个角落，最终都要回到发行该货币的中央银行实现最终清算，完成最后的债权债务结清。
这既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人民币相对购买力不断提高的结果，也是美联储搞量化宽松和不断扩表的后果之一，而且经验数据也表明，多数成功迈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人均收入超过10000美元后，其货币将对美元汇率呈持续升值趋势。这时，单独依靠美元继续在全球范围内扮演全球资源配置优化的价格信号作用，其地位已大不如前了，其效果也越来越差了。对此，最近IMF也有相关的研究报告，认为在韩国等与中国有密切投资贸易关系的国家，其货币开始围绕人民币波动，更多地体现出盯住人民币的汇率形成机制。同期，德国马克也持续对美元升值，到欧元诞生前，差不多也涨了250%左右。
尚希院长说美国现在是在下一盘很大的棋，我对此有些担心。去年10月份，欧元一度超过美元成为全球最大的结算货币。
但一旦能放弃这个目标，不为这个目标所牵制，中央银行就可以明确推进货币政策框架转型，坚定地追求货币政策独立性和资本账户开放。我就讲这么多，不一定对，供大家参考。
利率从来都是个双刃剑，利率高意味着回报率高，对资产持有者就是好事。差不多的升值幅度，但结果截然不同。而且，这些中国产业园、工业园，大多不是政府推动，而是民营企业主动调整，抱团出海的结果。资源在全球范围配置仍然需要依靠价值规律、靠价格信号来实现出清、达到均衡。一头推动资本账户开放，寻求跨境资本自由流动，确保人民币在国际范围内可自由使用。但实际上货币是所有市场主体，包括政府、企业和居民部门对交易对手开具的借据。
MMT理论认为货币是政府对市场开具的借据，政府理论上可以无限开具这样的借据。在上述国家和地区，有很多中国产业园、工业园，小的几平方公里，大的十几平方公里、数十平方公里，最大的在白俄罗斯，超过125平方公里。
但德国的情形大不一样，马克虽然也持续大幅升值，但德国还是欧洲及国际制造业的中心，还处在全球价值链、供应链的高端，德国经常项目盈余仍然占到GDP10%以上。一个国家的利率水平最终要反映这个国家的长期实际经济增长率，不能偏离太多，否则会引起市场行为的扭曲和价格的失真，会进一步导致资源配置低效率。
前面我讲到，1985年《广场协议》签订以后，日元开始持续对美元大幅升值，最后上涨了大约250%。这不仅可以帮助企业降低汇兑成本，控制汇率风险，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是推动人民币对外使用。
可见，产业的跨国转移，是经济发展变迁、比较优势格局变化和国际分工体系相应调整的自然结果，我们还是要客观、理性地看待和顺应这一过程，它甚至是当前国际形势和全球供应链深刻调整背景下，我国企业适应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和高质量发展要求，进行更高层面全球布局，更好推进供应链调整、产业结构升级和价值链高端跃迁的主动行为。对于主要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国内货币政策目标与作为储备货币所需承担的责任义务往往是不尽一致的。应该说它也有一定的内在合理性，但当美国人凭借美元的国际使用频频举起制裁大棒，过于强调美国利益、而忽视其所需承担的国际责任的时候，越来越多国家和市场主体就希望降低和摆脱对美元的依赖，希望有更多的国际货币能够替代美元进行国际支付、国际清偿和国际结算。这个机制也不是由美联储的经济学家或财政部的专家设计，而是请贝莱德、黑石这样的国际投行来设计，明确财产权利属性和责任义务边界，确立后续退出和清偿机制。
他很担心，这么低的比例怎么与美元竞争？应该说，他的这组数据来源于SWIFT，是基于逐笔业务统计数据，是有微观基础的，但又是严重低估的。我们来看看各国中央政府发行的十年期国债回报率。
作为一名长期研究货币问题的经济学者，我对MMT理论一直不太认可，因为其假设前提有重大缺陷。最近几年特别是中美贸易摩擦加剧以来，这一现象比较明显，我把它归纳为成建制、大规模的产业对外转移，国内尤其是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部分产业、行业、企业持续往周边国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甚至是非洲和南美国家和地区转移。
过去美国超市里的很多东西都是中国制造，现在看变化很大，越来越多地是越南制造、孟加拉国制造。回顾历史，当时欧共体各国货币汇率并不是锚定美元，而是锚定德国马克。
在多数成熟市场国家，其国内交易结算报文都是用SWIFT，但我国国内几乎所有交易结算都不用SWIFT。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发展就是不断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过程。央行发行的货币本质上是一种负债，特别是在现代信用货币条件下，央行对所有货币持有者需承担无限法偿的义务和责任。我想，这也是我们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一个重要方面。
这一观点背后的逻辑，首先是特里芬难题。4月5日清明节，经济学巨擘蒙代尔离我们而去，但他留下的宏观经济学蒙代尔-弗莱明模型、蒙代尔不可能三角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国家的中央银行，在固定汇率或保持汇率稳定、货币政策独立性，以及跨境资本自由流动三者之间，只能同时选择其中两个目标，而必须放弃一个。
美联储和美国财政部在合作实施救助过程中，有非常清晰的机制，联储怎么出钱、财政如何承担责任，出资比例，股权还是债权，谁优先、谁劣后，等等，都有准确、清晰的界定。因此，美国政府和美联储提出，任何一个国家、市场主体及其行为如果使用美元，就须按最小联系原则遵守和服从美国的利益，每一分美元在美国境内外的持有、交易、结算、清算都要符合美国利益，否则你就不要使用美元。
再次，美国滥用长臂管辖和美元霸权。这时，我们的政策框架目标清晰，逻辑自洽。